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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明节皇后简介宋徽宗宠妃小刘氏生平

2019-06-30 13:15:11 作者: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明节皇后(1088年-1121年)刘氏,北宋宋徽宗宠妃,追赠皇后。

刘氏出生低微,父亲为酒保,后入宫给宋哲宗昭怀皇后做了婢女。昭怀皇后死,她出宫,但后又由内侍杨戬引荐入宫,封为安妃。因为刘安妃与刘贵妃为同姓,便被刘贵妃收为养女。

刘妃天资聪颖,善解人意,且心灵手巧,善化妆,每造一件新衣服,立刻被人仿制,因姿色明艳,聪颖机灵,而深得宋徽宗喜爱,初封为才人,后晋封淑妃,称安妃。生下三子一女,即建安郡王赵柍、嘉国公赵椅、英国公赵楒和和福帝姬。宣和三年(1121年)安妃一病不起,薨逝,享年三十四岁,追封为皇后,谥曰明节。徽宗对其死大感悲恸,其时宫人皆泣悼之,崔妃却面无戚容,徽宗又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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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气愤,其后借故将之贬为庶人。

徽宗对安妃念念不忘,第二年赏灯时节,他回想起和安妃出行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醉落魄·预赏景龙门追悼明节皇后》一词:

无言哽咽,看灯记得年时节。

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

今年华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

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阳时月。

史籍记载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传第二◎后妃下

时又有安妃刘氏者,本酒保家女。初事崇转宫,宫罢,出居宦者何听家。内侍杨戬誉其美,复召入。妃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为才人,进至淑妃。生建安郡王楧、嘉国公椅、英国公楒、和福帝姬。政和四年,加贵妃。朝夕得侍上,擅爱颛席,嫔御为之稀进。擢其父刘宗元节度使。

妃天资警司,解迎意合旨,雅善涂饰,每制一服,外间即效之。林灵素以技进,目为九华玉真安妃,省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年三十四。初谥明节和文,旋用明达近比,加册赠为皇后,葬其园之北隅。帝悼之甚,后宫皆往唁,帝相与啜泣。崔妃独左视无戚容,帝悲怒,疑其为厌蛊。卜者刘康孙缘妃以进,喜妄谈休咎,捕送开封狱。医曹孝忠竺疾无状,阁内待王尧臣坐盗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亻并鞫治。狱成,同日诛死。遂废崔妃为庶人。崔生王椿及帝姬五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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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帝批过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报(奏折)“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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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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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厌恶没事找事地奏报。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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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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